人大附中女孩刘智昕以721分的高考成绩成为北京市理科头名，北师大二附中女孩蔡雨玹则以699分的成绩问鼎北京高考文科。
　　然而，这两个女孩儿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刘智昕形容自己是“普通班的小菜鸟”，无法跻身重点班。蔡雨玹则说自己是“学酥”——“看起来是一整块，一碰就碎了”。
　　普通班学生，却一路披荆斩棘，走到幕前。在中学老师看来，这是值得点赞的，因为它说明“追求‘偏难怪’的分班模式失灵了，高考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好苗苗’”。而在不少大学老师看来，这里有隐忧：“这说明题目难度下降了，也许将无法选出更有创造力的孩子，仅选出了‘细心’的孩子。”
　　两位非学霸型选手为何站在了最前列？这其中透露出了什么？6月23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中学教师：
　　高考应该给更多人以改变命运的可能
　　在人大附中教师刘成章看来，高考是“全社会资源的一次重新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应该给更多的人以改变命运的可能，这才是公平的。”刘成章说，“高考试卷应该以更平易近人的方式出现，面向更多学生。也许有人会认为，难度下降后区分度也将模糊，最后拼的只是‘细心和耐心’。但是谁说细心不是一个该被选出的重要品质呢？细心、耐心、大局观不正是应该被鼓励的吗？”
　　满分750分，721分的成绩无疑十分亮眼。在2014年，北京市理科头名成绩为719分；2013年，这个分数是725分。接近满分的成绩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高考题难度正在下降这个事实。
　　惠及非学霸型选手、惠及更多高中考生，刘成章认为，这是值得称道的。“其实，从中考改革更能明显地看出这一趋势。从通俗意义上来说，中考题更加简单了，低于20%的学生才会做的题目从中考试卷中被彻底‘请了出去’。这样单纯从难易而来的区分度真的能选出最出类拔萃的学生吗？实际上，这样的区分度才是不公平的。如果真的想选出拔尖创新人才，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自主招生的机会呢？高考，就是应该给大部分人一个公平的起点，期待‘创新人才’冒出来。我们欣喜地看到，高考正在给我们重新定义什么是‘好苗苗’。”
　　刘成章认为，很多难题难在“学术”而不是“思辨”，“一些题只能用大学的知识来解答，这不是难题应有的风格，也不能体现出考生的水平。我认为，未来的高考题目应该更多一些联系实际的内容，更多一些充满思辨的题目，以此来做区分，而不是单纯从难易上下功夫。”
　　大学教师：
　　多元录取是高考改革的逻辑所在
　　在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看来，“近两年，国内顶尖大学的录取分数越来越高，直接证明了高考题目变得简单的趋势”。
　　秦春华认为，应该厘清高考的功能——究竟是为了选拔人才，还是为了给所有考生提供一场公平、公正的考试？
　　“从目前看来，高考一张卷企图满足所有大学选拔人才的需求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满足大多数学生和大学的需求，提供一个公平的选拔工具，至于通过这个工具胜出的具体是哪些人，并不是高考首要考虑的问题。”他说，“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现有高考对于顶尖大学选拔人才功效有限并在逐步弱化。”
　　“也正因如此，新高考改革的方向是不再强化以统一高考成绩作为大学招生录取的唯一依据，而要通过综合评价（包含高考成绩）来实现多元录取。这也正是高考改革的逻辑所在——大学不会再通过分数高低判定学生的优劣，社会也不会通过录取分数线的高低判定大学的质量和声誉。”秦春华说，“当然，这是最终的改革方向与目标。”
　　教育测量专家：
　　高考试卷应增加对能力的考查比重
　　在教育测量学专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谢小庆看来，像测量长度、重量、温度一样，“高考也是一种测量，它是对人的能力的测量。这种测量，远比对长度、重量、温度的测量复杂、困难得多，测量误差也要大得多。”
　　“因此，高考分数的几分之差没有太大意义。就北京今年的情况看，文科680分以上，理科700分以上的考生，基本可以视为分数相等。有人高出几分或十几分并不意味能力一定高，只不过是运气好。就好像进入足球世界杯的决赛圈，主要是靠本事。赢得冠军，则要靠些运气。因此，状元出在普通班，甚至出在非示范性高中，就像最优秀的球队输掉了足球世界杯的决赛，是正常的事情。”谢小庆说。
　　而他同时认为，“我们今天几乎完全按照笔试分数录取的局面，是一种很无奈的选择。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拒绝美国高考——SAT满分的考生是常有的事情。在理想的招生过程中，笔试分数应该仅仅是一个参考，对学生需要进行更全面的考察。”
　　“高考改革的任务之一是降低对知识记忆的考查比重，增加对能力的考查比重。这方面，30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谢小庆说，“考知识记忆还是考能力，与试卷难易是两回事情。对知识记忆要求不高的考试，完全可以很难。今天公务员录用考试的《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中的数学部分，难度很大，平均分很低，但涉及的知识基本是小学算术。今后，在‘降低知识记忆考查、增加能力考查’方面，高考试卷仍然需要继续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