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无视红绿灯，在路口凑够一拨人就走，这种置交通法规于不顾的“中国式过马路”由来已久。日前，继浙江等地严查行人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之后，北京市交管部门也表示将依法查处此类行为(据4月9日《新京报》)。

　　这些年，社会所遭遇的“中国式烦恼”，看起来很多是道德层面、制度层面的纠结，但从根本而言，与某些领域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有很大关系。具体到“中国式过马路”，国家层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各地的具体实施办法，对行人违法都有明确规定，根治“中国式过马路”并不存在无法可依的问题，而是执法部门在落实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法是最低的道德。如果在“最低道德”层面都难以廓清是非真假、难以惩恶扬善，整个社会的信任与秩序就容易出现问题。既然法律已有明文规定，公民守法与相关部门执法就不应有时空界限，在整个国家范围之内，地不分南北，时不分今明，人不分老少，均有守法之义务，执法部门则应严格执法，做到违法必究。

　　一方面，从时间上看，执法者对“中国式过马路”的违法行为不能搞运动式执法。如果以抽查的形式执法，就会让人们产生不公和侥幸的想法。当这样的想法成为惯性，就会阻碍人们形成良好的交通意识。因此，只有长期严格执法才能让人们感受到法律的红线不能碰，使公民逐渐养成文明通行的习惯。

　　另一方面，从空间上看，法律已规定行人闯红灯是违法行为，各地执法部门就应该严格执法，不能各唱各的调，此地严格依法处置，彼地却无动于衷，放任不管。前不久浙江一位因违规闯红灯被处罚的行人就振振有词地说:“我在别的地方闯红灯怎么就没事，到了你们这里就被处罚，我以后再也不来浙江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黑色幽默，正是因为在依法根治“中国式过马路”过程中没有全国一盘棋，各唱各的调，此紧彼松，使法律的权威大打折扣。因此，在必要的时候，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对各地根治“中国式过马路”的执法活动进行统一协调甚至执法督察，以确保相关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执法有难度并不能成为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借口，正是一次次对违法行为的放纵，才会导致公众有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因此，根治“中国式过马路”必须全国一盘棋，以严格执法的实际行动让那些习惯闯红灯的行人不敢违法。同时，政府职能部门也需自查管理漏洞，改善通行条件，加大宣传教育，避免因管理不到位而迫使行人闯红灯的现象发生，在行人不敢违法的同时也不愿违法、不能违法，让“中国式过马路”彻底失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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