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

　　一、中国城市社区组织的演变

　　建国以后，中国城市社区组织经历一个复杂的演变历程：①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城市社区表现出“社区和单位齐头并进”的特征，法定社区从区一级延伸到街道一级，城市社区的控制力大大加强，单位制度从党政军机关扩展到所有国营和集体性质的基层企事业法人，单位社会逐步形成;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社区的演变一方面表现出“社区单位化”的特征，即主流社会成员从属于单位，居民委员会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很小，且附属于政府，另一方面，还表现出“单位社区化”的特征，即单位集中建设本单位职工的居住区，单位社会进人全盛时期，法定社区沦落到边缘地位;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及以后，城市社区发展演变的主要特征是，城市中的单位社会逐渐萎缩、瘫痪乃至濒于解体，社区组织则重振旗鼓，开始回归主导地位，住房制度改革对传统社区格局造成巨大冲击，促使社区向“非单位化”方向发展。

　　中国传统的“单位社区”可谓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是承担社会生活的重要组织，“企业办社会”是社区发展的指导思想。由于长期强调“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居住建设资金从属于工业建设、基本建设投资中的开支，形成了极具特点的“单位社区”，即社区隶属于某一单位，自设各类服务设施，也有些社区由几个单位共同筹建，同一职业的成员居住在同一楼或几幢楼中。这类社区的居民职业构成比较明晰，居住用地与生产用地有明显的界线和隔离带，生活环境质量较好，但社区气氛淡薄。因为生活角色与生产角色相重合，虽然邻里之间比较熟悉，但互动意愿不强，社区活动多被组织活动替代。此类社区随着建设历史的延长，社区成员的工作单位可能发生变化，第二代居民可能在其他单位工作却继续使用原来的住宅，因此会形成与社区其他成员较大的隔膜。市场转型所带来的一个较大的变化是城市单位制度结构与体制的转化，从而促使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单位开始改变企业办社会、学校办社会、机关办社会的状况，开始弱化单位行为的非专业性目标，也开始弱化职工对单位的过分依附性。越来越多的上级单位在市场面前，由于失去了集中管理、占有、分配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权力，开始对下级单位“断奶”。这就必然导致广大职工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导致下级单位不再倾向于成为上级单位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就意味着单位对职工，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的社会整合作用逐步弱化，这样，本来由原单位承担的一部分社会整合功能逐步向城市社区内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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